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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莲
张青莲（1908.7.31-2006.12.14）江苏常熟人，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辅仁、清华、北大等大学教授，中国质谱学会首届理事长。
长期从事无机化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对同位素化学造诣尤深，是中国稳定同位素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对中国重水和锂同位素的开发和生产起过重要作用。晚年从事同位素质谱法测定原子量的研究，1991年测得的铟原子量114．818士0．003，已被国际采用为新标准。作品有《重水之研究》论文集、《无机化学丛书》等。
中文名：张青莲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省苏州常熟市支塘镇
出生日期：1908年7月31日
逝世日期：2006年12月14日
职业：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毕业院校：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
主要成就：1991年测得铟原子量
中国同位素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代表作品：《重水之研究》论、《无机化学丛书》等文集、《无机化学丛书》等
人物履历
1908年7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
1930年光华大学化学系(今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1930—1931年任孝友中学教员。
1934年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
1936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6—1937年任瑞典物理化学研究所访问学者。
1937—1938年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38—1939年任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39—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1952年任清皮败中华大学教授。
1951—1956年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十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631990年当选为该会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理事。
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78—1983年兼任化学系主任。
1954—1956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1992年任化学学部副主任。
1980—1984年当选为中国质谱学会首届燃山理事长。
1980—1985年任国家科委稳定同位素分组组长。
1983—1989年当选为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原子量与同位素丰度委员会衔称委员。
2006年12月14日19时0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张青莲于1908年7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的一个小康家庭。14岁时考入苏州桃坞中学，即圣约翰大学附中，曾在校内中、英文竞赛中名列榜首。
1926年高中毕业时因成绩优异，原可免费直升该大学，但由于1925年该校枯察美籍校长侮辱中国国旗，爱国师生纷纷愤而离校并组建私立光华大学。这一爱国行动得到张青莲的支持，他放弃圣约翰免费入学的机会而考入光华大学。他考虑到化学系毕业后除可在中学谋职外，还可以搞小型化学工业，因而选择了化学。在光华大学他只用三年半的时间，就读完了所需的学分，毕业时以第一名获得银杯奖。
大学毕业后，张青莲曾在常熟孝友中学任教一年。1931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当时，他看到中国无机化学人才缺乏，遂选择了无机化学专业，在高崇熙教授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稀有元素领域的论文三篇，分别为无机合成、分析鉴定和物化测量三个方面。最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庚款公费出国留学。
求学西欧
鉴于美国早期的化学家中不少曾留学于德国，所以他决定到德国深造。1934年秋进入柏林大学物理化学系。由于他在国内大学已经读过13个学期的课程，按德国的规定只需注册学习3个学期。他师从无机化学家李森菲尔特。当时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尤莱因发现重氢并制得重水，引起国际化学界很大震动。李森菲尔特根据张青莲已有的科研基础，建议他以重水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他在购得挪威生产的第一批重水商品后，立即开始了重水临界温度的测定研究。当时用的是微量法，石英玻璃毛细管内径0．3毫米，恒温器温度要达645K，管内压力达20兆帕以上。封管时常会炸裂，实验难度较大。他在导师的指导下，夜以继日的奋力工作，于短期内完成了重水的临界温度的测定。但重水的凝固点和沸点都高于轻水，而所测得的重水临界温度却比轻水低2．7℃，这似乎是一种反常现象。这个结果于1935年春发表在德国物理化学杂志上，4年后为德国另一学者用精密的常量法所验证。
张青莲所完成的轻水、重水全温程的两相密度状态图发表后，被苏联布洛茨基《同位素化学》（1957）一书所引用。他曾精心设计了一个通过比较轻水、重水蒸气压差的实验，观察到蒸气压差有一个位于498K的转折点，并揭示了这反常现象的本质。这篇论文与美国实验室独立进行的类似研究工作同时发表，得到了相互验证。
要测量半重水和重氧水的蒸气压，须先建立同时分析这两种取代水的方法。他采用硫化氢使氘正常化，并用测量密度微差的浮沉子法，以测定正常化前后的密度值。这样测得的半重水和重氧水在100℃以下的数据，和重水蒸气压数据一起，后来为用蒸镏法生产重水时的重要科学依据。
1935年冬，张青莲收集了柏林和瑞典的雪水样品，首次测出其中半重水及重氧水的含量，观察到均低于普通水中的含量，且雪中的含量差大于雨中的含量差。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同位素取代水在河湖、海洋、动植矿物中的含量数据，他首次提出了氢氧同位素在地球各界中的分布理论，对后来的实验及理论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张青莲在两年的重水研究中，共发表论文达10篇，与美国实验室同行的工作构成了早期重水性质研究的经典文献。在发表文章时，李森菲尔特与张青莲都表现出谦让作风，争着把对方的姓名放在自已的前面，体现了师生间在学术上的互相尊重。
1936年，李森菲尔特受到纳粹迫害，教职被撤销，但张青莲仍坚持跟他从事研究工作。那年6月，张青莲考得博士学位。李森菲尔特被迫离开德国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张青莲随同去瑞典作访问学者，又共同工作了一年。他用气体混合物作为同位素混合气体的模拟物，通过膜壁进行扩散分离的研究。
在留学西欧的三年中，张青莲在做研究工作的同时，还从许多权威科学家，如化学动力学创始人博登斯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哈恩等的讲学中得到不少教益。他在柏林聆听了来访的第一流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学术报告，并在瑞典听取获奖报告；还参观了赫尔兹、斯维德贝格、西格班三位获奖者的实验室以及著名的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和巴黎的居里镭学研究所。这些学术活动，对张青莲献身于科学事业不断做出成绩而成为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有着重要的影响。
抗战回国
张青莲在瑞典时收到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的电报，被聘为副研究员。这个聘任是庄长恭从杂志上看到他的文章后决定的，对于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人来说，在当时是很罕见的。由此可见，张青莲在早期的科研工作中已充分显露出他作为科学家的素质和才华。
1937年7月，张青莲取道大西洋、北美洲、太平洋辗转回到上海，时值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化学所被迫停止工作。张青莲遂借用位于租界的光华大学的实验室，进行多种络合物合成的研究。次年应光华大学之聘而为该校教授。他指导两名四年级学生的毕业论文，一个做络合物合成，一个为用半微量法测定25℃下氯化钠在轻水、重水混合液中的溶解度，两个论文都得到很好的结果。
1939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化学系由于两位教授先后离校，补聘张青莲为教授。他取道越南赴昆明就职。当时西南联大虽集中了国内众多知名学者，但条件却十分艰苦，科研工作难以开展。然而张青莲和化学系主任杨石先分配给他的两名中英庚款研究助理一起，用从国外带回的110克重水和一些石英玻璃仪器，完成了两篇重水性质的论文，其一是首次将测定重水密度时的温度提高到50℃，纠正了当时文献中靠近此温度之下密度有一最大值的假设。同时还完成了有关重水动力学效应的论文两篇。在采用乙醇铝水解法制取纯净的重乙醇时，因昆明海拔高而要测定其正常沸点，自制了一套恒压器。但当时纯试液只有1毫升，要在标准温度计读数恒定的一刹那间读取数据，要求熟练的技巧和有条不紊的操作步骤。他亲自完成了这一测定，首次精确地测得重乙醇的沸点和密度，此结果已被收入拜尔斯妲《有机化学手册》中。
西南联大坚持科研
1943年，在战争所造成的艰难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化学系的所有科研工作被迫停止。当负责中美学术交流的吴有训向张青莲征集论文时，他立即应允在三个月内交出一篇论文。他考虑到，25℃时碘在四氯化碳和水中的分配常数是教科书中引用的一项经典数据；若用重水代替轻水，研究此分配常数的同位素效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自装一套恒温槽，每两天做一次碘浓度的实验。其中一天准备器材，翌晨自煮一壶开水提到实验室，注入恒温槽中，使水温迅速达到所要求的温度。恒温后转动封管使达平衡，然后取出重水相2毫升，有机相1毫升，用标定过的硫代硫酸钠溶液测定两相中各自的碘浓度，得到轻水重水中分配常数的变异为85：103的结果，如期完成了他自已的许诺。
张青莲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还指导光华大学一名助教，首次测定了重水摩尔凝固点降低常数；指导中央大学一名助教完成络合物合成一文。他综合了国内外所发表的重水论文撰写成《重水之研究》论文集一书，该书于1943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二等奖。同时得此等级奖励的联大教授，还有王竹溪、闻一多等4人。
抗战以后
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复校，校内化学馆已被日本侵略军洗劫一空。张青莲在此情况下，仍然坚持科研工作。他和助教首次将重水密度的测量温程提高到95℃，并外延至100℃，所得到精密数据的论文，原按通讯稿投寄英国自然杂志，但编辑部却把它转入正文栏，表明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青莲的教学、科研活动得到了重视和支持，成果累累。
1939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任教时起，张青莲讲授过高等无机化学、稀有元素、复合物化学等课程，为中国无机化学科研和教学人才的培养，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张青莲任教育部课程改革委员会化学组副组长。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试点设立无机化学教研室时，他任教研室主任，讲授无机化学课，组织了苏联_克拉索夫所著《普通化学教程》一书的翻译和出版。1955年他又协助教育部组织并与戴安邦、严志弦、尹敬执合写了《无机化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这一部书是中国化学家自编的一本基础无机化学教材，该书取材新颖、内容翔实，凝集了几位编者多年从事无机化学教学、科研工作的宝贵经验，不仅为各高等学校所普遍采用，对于青年教师的培养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张青莲为培育无机化学人才，兢兢业业数十年辛勤耕耘在大学化学教育的岗位上。他多年讲授大学一年级的无机化学和普通化学课程，他将讲课重点突出，富有启发性，并重视课堂演示实验。他精湛的讲解和娴熟的实验技巧，曾激发了许多学生献身化学的兴趣。
1954年他主持了苏联专家为全国各高校无机化学教师的培养工作。后来又在北京大学陆续开设了稀有元素、无机合成和同位素化学等课程。1955年以后，培养了许多无机化学方面的研究生与进修教师，担任过教育部化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他还撰写过有如“无机化学五十年来的进展”、“同位素与原子量”等综述文章，其精辟的观点和评论，使无机化学读者获益不小。
1978年张青莲担任《无机化学丛书》主编。该丛书分18卷，前10卷分论各族元素，后8卷属专题分支领域。他和张志尧、唐任寰合撰写其中的《锕系后元素》。全书于1993年初写齐，历时十余年。80年代后期，张青莲虽已属耄耋之年，仍然为了丛书的完成不遗余力，为中国无机化学界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基础工作。
社会活动
1950年张青莲任全国科联宣传委员会委员，次年参加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在全国各地进行宣传汇报，历时5个月之久。他在这一伟大的政治运动中思想上受到深刻的锻炼。
1951年中国化学会恢复活动，他任常务理事，次年被选为《化学学报》主编（1952—1956年），建立了严格的审稿制度，经常亲自审阅和校对稿件，保证了刊物的出版水平。自《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创刊起，他长期担任编委。还曾任出版总署化学组审查委员，文教委员会物理化学组名词审查委员，现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次年被聘为物理化学组专门委员。1954年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邀请张青莲担任学术秘书两年，参加组建数理化学部的工作。次年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委员。在学部成立大会上，张青莲等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倍受鼓舞。1955年参加筹建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工作，后兼任该所研究员及学术委员。1956年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会议。1981年改任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兼常委、学部副主任，参加学部有关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咨询工作。
1956年张青莲在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宣传活动中，被评为积极分子。1959年，他应邀在中苏友协举办的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诞辰125周年纪念会上做报告。1960年参加广州科技工作会议。1972年参加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会议（兰州），提出峰顶区雪水中氢氧同位素分布的报告。1975年参加第一届全国同位素地质学会议（贵阳），提出天然水中氢氧同位素分布及分析的报告。
张青莲积极推动中国质谱学的科研及应用工作，在1980年中国质谱学会成立时，当选为理事长（1980—1984年），后任名誉理事长。同年任国家科委稳定同位素专业分组组长，负责召集全国性会议，交流经验和信息并协调轻元素稳定同位素的生产任务。
张青莲对中学教育的也十分关心，他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基础。曾多次与中学教师座谈，为他们做报告，并审改中学化学教材。为了推动中国教学和科研的进展，还为《中国教育报》撰写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1984年6月2日）一文。
科研成果
科学研究是人类文明积累的基础，这是张青莲的信条，也构成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从1935年至今，他一直在进行着重水和稳定同位素的研究，涉及氢、氧、碳、氮、锂、硼、硫、铟、锑、铈、铕、铱等十几种元素的同位素。50余年来，在同位素化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同位素的动力学效应及同位素分离原理和方法、同位素标准样品的研制、同位素天然丰度及原子量测定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硕果累累，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1985年他曾以题为“从事同位素化学研究工作五十年”的文章，对自已半个世纪以来的科研成就进行了总结。
重水25C密度值，不但是重水品位的检测标准（见美国ASTM），且为国际学者试图精测的竞争对象。为此须先用质谱法精密测定氢同位素和微浓氧同位素的丰度，难度较大。张青莲与他和助手以精湛的实验设计，测得精确值达7位有效数字，为国际1975～1985年间三项最佳测定之一。
张青莲教授为相对原子质量的测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于1983年当选为国际原子量委员会委员。至2005年，他主持测定的铟、铱、锑、铕、铈、铒、锗、锌、镝等十种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新值，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采用为国际新标准。
1991年张青莲用同位素质谱法测得铟元素的精确原子量114．818±0．003为国际原子量表增加了一个新数字，这是国际上第一次采用中国测定的原子量数据作为标准数据。人们认为这不仅说明中国人的科学水平有国际竞争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人民长了志气。张青莲在稀有元素领域也有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1933年他所发表的5种硒酸盐新络合物的合成，是中国第一篇配位化学的论文。他还在诺伊斯《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1927年）名著中增入了铼的检测。首先他做了系统实验以决定铼的位置在碲铜组中，然后在铱铑沉淀的滤液中，把铼沉淀为二硫化铼，并以铼酸铷的形式作鉴定。检测了各级铼含量及各种可能干扰的元素，本方法能检出0．02%铼。80年代张青莲合成了两种卤化锂的新络合物，均具有五配位锂的晶体结构，突破了锂只呈偶数配位的观点。
为表彰张青莲多方面丰硕的科研成果，中国化学会于1985年为他举行了从事化学工作五十年的祝贺会。卢嘉锡、柳大纲等多位化学家前往致词祝贺；中国科学院于1989年授予他“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的荣誉奖状。
张青莲为人正直开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治学谨严，勇于探索。热爱祖国，忠诚于教育事业，工作勤奋，不计名利。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业余爱好遍及文学、艺术、园艺、书法、体育及旅游等方面。一生始终遵循他自已的信条，为人类文明的积累做贡献。
2006年12月14日19时03分，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稳定同位素化学的奠基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青莲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国防贡献
掌握重水和锂同位素的生产技术是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核工业的基础。张青莲受化工部委托，从1957年起多次赴有关单位主持或主讲重水生产方法的报告。在1960年讨论重水研制方案的会议上，他做了“重水的物理化学性质”报告。尔后参加现场会议，并提供工段分析用的落滴法。1963年他设计了用浮沉子检测成品的部颁标准方法，并提供了一种Y5标准样品，后来发展为一系列标准样品，改用质谱测定法。在中国采用双温交换法后，他组织翻译出版了美国萨凡那和达那重水工厂双温交换法的工作手册，为中型重水工厂提供了重要的。测定了双温法工艺条件下氘在两相中的总分配常数，并提供了电解工段的电解分离系数的精密数据。为表彰张青莲对重水生产的功绩，化工部于1990年授予他全国国防化工先进工作者称号。
60年代初，因苏联撤走专家和不再提供技术资料，锂同位素分离工厂一度陷于瘫痪。张青莲应邀到了工厂，在了解该厂情况以后，提出了可行的措施，担任了工厂技术顾问。参加了锂同位素的研制任务，提供了工段分析中锂同位素丰度的晶体浮定快速分析方法。当他1965年冬参加氘化锂－6成品鉴定会时，看到微带蓝彩的无色透明立方晶体，心中泛起了无比的喜悦。不久中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仅距原子弹两年零八个月时间，世界为之惊讶。在张青莲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长子毅然任该厂工程师，鞠躬尽瘁，忠于职守。为表彰张青莲的突出成就，中国核学会于1990年授予他荣誉理事称号。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基础研究对提高新技术的作用，也看到了一位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祖国人民的需要密切结合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际交流
1957年张青莲赴莫斯科参加全苏同位素应用会议，提出“精密落滴法分析重水”的报告；1959年赴东德莱比锡参加同位素应用会议，作了“各种密度法分析重水”的报告，因而被编入1969年《原子科学名人录》。
1979年作为中国化学会5人代表团的成员，张青莲赴赫尔辛基参加第二十七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学术大会，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化学会在该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在会上做了题为“氢氧同位素丰度测定”的报告。1983年第三十二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代表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他以国家代表的资格参加原子量与同位素丰度委员会，在会议上以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赢得好评，被选为衔称委员（1983—1989年），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此荣誉的化学家。这一学术活动引起了他对原子量质谱测定的兴趣，发展成为他晚期的研究领域。1981年张青莲赴美国参加高尔登同位素学术讨论会，提出了两篇同位素丰度的墙报；同年又赴剑桥参加英国质谱学会第十届年会，提出了硼同位素质谱分析的墙报。1983年赴法国萨克莱原子核研究中心讲学。1984年任北京中日双边质谱学术会议的中方主持人，1987年起任北京国际仪器分析学术报告会顾问。张青莲还曾任法国《无机化学评论》的编辑，现任美国《质谱评论》的顾问编辑，并撰写了有关中国有机质谱学的新进展的论文。
国际贡献
他于1983年当选为国际原子量委员会委员。主持测定了铟、铱、锑、铕、铈、锗、锌、镝几种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新值，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采用为国际新标准。

，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929年，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同时还听本科的课程。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吴有训教授的推荐，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所长的手下作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

1937年灶铅备9月，在严济慈的引荐下，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并跟随化学师葛勤黛夫人做钋的放射源研究，还在约里奥先生主持的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研究所学习。

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春，钱三强与他的同行合作，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这一发现不仅反映了铀核特点，而且使人类能进一步探讨核裂变的普遍性。导师约里奥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1954年2月，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他首先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建学部。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他主持起草了筹组学部有关文件。同时，主持拟订了《学部暂行组织条例》。科学院各学部成立后，在制订全国激埋科学发展规划，加强学术领导，以及团结院内外科学家，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国内科学界的重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1964年，在他51岁生日之际，所研制出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氢弹又爆炸成功。西方媒体推测，法国国家博士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1992年6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扩展资料:

人物评价

1、钱三强的一生，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有人生的理想和规范。77岁的高龄，历经风风雨雨，仍然巍然挺立，不为世俗所扰。

2、就是这样的清华走出来的隐毁优秀“老兵”，抱着“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报国梦，生动诠释了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

3、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他无愧于这个时代。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尊敬。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钱三强

吴有训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喊信，悄渗派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

1924年他与康普顿合作发表《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a射线的波长》。30年代中，他在清华大学讲授近代物理和普通物理学，注重实验课，并指导许多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他不辞辛劳，诲人不倦，亲自指导查阅文献，制备实验装置；以严谨的科学作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

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他已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且年事已高，但仍亲自讲授大学的物理学课程，为培养人才尽心竭力。

吴有训在科学事业领导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择善而从，赢得了同启贺事们的敬爱。他有魄力，有远见，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多年以来，黄祖洽身边一直萦绕着两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上没有他？另一个是，为什么他晚年选择了教书，而且是去北师大这个与他没有什么渊源的地方？
很多人为他鸣不平，常有人忍不住当面问他，对这两者都表示惋惜。
人们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很多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原“九院”（即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学家，除他之外的三人，邓稼先担任了九院院长，周光召担任了中科院院长，于敏担任了九院副院长兼九所所长，且都列名“两弹一星”元勋。

黄祖洽摄于1997年11月5日。图/受访者提供
对此，黄祖洽大多笑笑不语。他在《述怀》中写道：“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麟阁即麒麟阁，是汉朝供奉十一功臣之地。）
1964年，刘寄星从北大毕业，考取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成为黄祖洽的研究生。有一次他作一篇英文文献的读书报告，讲到半截黄祖洽就打断了他，说他“通通错了”，而他则坚持自己是对的，黄祖洽说自己先读了原文再跟他讨论。他早听人告诫过，自己这位导师脾气很大，不要随便提不同意见，因此心里忐忑不安。不想过了一个星期，收发室转交给他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刘寄星，你对了，我错了。黄祖洽。”
他觉得，这12个字，就是黄祖洽一生科学精神的最好写照。
“可能你是对的”
何祚庥与黄祖洽认识近70年，还是黄祖洽的入党介绍人。
1947年9月，何祚庥通过考试，插班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二年级。进校后不久，周培源教授在清华大礼堂作关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学术报告。何祚庥完全听不懂为什么会“钟变慢、尺变短”，而旁边一个同学却不时发出会心的赞叹，大赞“今天周老师讲得好极了”，让他大受刺激。报告结束后，他上前拦住这位同学询问姓名，原来他就是黄祖洽。
黄祖洽1944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回到清华物理系继续升学。有人回忆，他当时名贯清华，被称为“20年难得一遇的清华才子”。
何祚庥当时是中共地下党清华大学理学院支部书记，其中一项工作任务是在清华师生中发展党员。他说，当时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争取功课最好的人才，黄祖洽自然成为他发展的重点。通常这种尖子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意愿较高，比较容易争取，但黄慎运祖洽的心思都在学术上。当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不得人心，他们下了很大工夫做工作，最终从这些方面打动了为人正派的黄祖洽。
1950年1月，经何祚庥等介绍，黄祖洽入了党。8月，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当年5月刚成立的，后更名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吴有训任所长，后钱三强接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学界有一种说法：原子能科学乃物理学的中心。原子能所人才济济，兴旺发达。
1955年，苏联同意援建中国一“堆”（原子反应堆）一“器”（回旋加速器），这是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关键设施。含郑钱三强率领近40人的“热工实习团”赴苏联学习，彭桓武和黄祖洽都在反应堆组。
学习期间，黄祖洽在对方设计方案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苏联专家的计算是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他计算的是56根。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经过反复测算，最后苏联专家无奈地表示：“可能你是对的。”
1958年实际建堆时，果然只用了56根铀棒。临界启动实验结果也证明，黄祖洽是正确的。
“半导体”
1960年12月的一天，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坐到一起，商量如何为氢弹研制先行起步。刘杰准备让二机部“九所”（即核武器研究所）先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把氢弹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他问钱三强原子能所在理论方面还有没有力量做这件事，钱三强说有。
钱三强以知人善任的科学规划和组织才能著称。他领导的原子能所有“满门忠孝”之誉，他先后推荐了朱光亚、邓宽老梁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等到“九所”的关键岗位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两弹一星”元勋。
现在，钱三强又要点将了。他的首选，就是黄祖洽。
钱三强本是黄祖洽在清华的研究生导师，当时他忙于筹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后来的原子能所），又正逢彭桓武刚从英国回来，受聘于清华，他就把黄祖洽推荐给彭桓武做研究生。
在原子能所十年，黄祖洽一直在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成为中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与彭桓武一起为国家培养了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有人把这支队伍称为“黄祖洽兵团”。
1960年12月，在原子能所四室下成立了一个“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由黄祖洽任组长。此时，何祚庥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也调入轻核组成为骨干成员。1961年1月，又调来于敏任副组长。
那时，黄祖洽一半时间在轻核理论组做氢弹预研，一半时间到九所兼职参与原子弹研制。当时的规定是，原子能所这边的工作对九所开放，但九所的工作对原子能所严格保密，因此黄祖洽被戏称为“半导体”。
当时黄祖洽、于敏、何祚庥和萨本豪等人在一个办公室。何祚庥回忆，他和于敏坐前后桌，他总是一有灵感就掉头与于敏讨论。黄祖洽不太爱与人讨论，总是一个人安静地想问题。
1962年，刘恭梁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加入轻核理论组。
原子能所有一个传统，新来的大学生要重新将毕业论文答辩一次。刘恭梁答辩时，黄祖洽、于敏等坐在底下。刘恭梁的论文涉及流体力学，黄祖洽就让他跟着自己做课题。黄祖洽告诉他，搞原子弹除了核物理，也需要懂流体力学。
原子弹的设计有苏联专家提供的或多或少的帮助，但氢弹的设计完全是从头摸索。为了寻找有用线索，他们翻遍了1945年以来的《纽约时报》，又查美国当年审判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案的证词，都一无所获。
何祚庥说，氢弹是中国人从“第一性原理”出发，也就是从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独立而完整地开发出来的整个理论和技术。他说，中国人的特点是，能够凭借集体的力量，弥补彼此的不足。
“三人签字”与“三个抽屉”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一天 ，1964年10月15日，早晨一上班二机部部长刘杰就来到九院（1964年2月在九所和局机关基础上合并组建了九院）理论部，找到留守在京的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要他对铀238和铀235自发裂变产生中子、提早引发核爆炸（这会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
周光召召集长于中子理论的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进行了测算。当天傍晚，周光召来到刘杰办公室，递交了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1992年6月，原九院理论部三位主任周艈麟（左）、黄祖洽（中）和于敏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活动时聚首。图/受访者提供
黄祖洽2012年曾对大女儿黄萌和学生刘寄星回忆，这个问题对自己来说比较容易解决。原子弹的“点火”问题是他负责的，这里关键的数据，一个是中子早发概率，一个是压缩到超临界以后的时间有多少。他一查自发裂变的概率，一计算，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1965年5 月，兼职的黄祖洽正式调入二机部“九院”， 于敏等轻核理论组的31名科研人员也调了过来，两支队伍在主战场汇合了。黄祖洽、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理论部“八大主任”齐聚。轻核理论组另外的十余人，包括去了河南参加“四清”的何祚庥则留在了原子能研究所。
每天晚上，理论部科研大楼内灯火辉煌。那时的学术讨论空气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学术讨论会和鸣放会，不论资格，人人都有发言权。
当时氢弹研制的目标是，突破并掌握重量轻、威力大的热核武器的基本原理，第一步争取完成弹重一吨左右、威力为100 万吨级TNT当量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当时把这一目标简称为“1100”。
由彭桓武主持，安排了三个方案，由周光召、黄祖洽、于敏三位理论部副主任各率领一路人马攻关，相当于准备了三个“抽屉”。在都柏林工作时，彭桓武曾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薛定谔请教科研方法，薛定谔的回答是：分而治之。如今，他实施的正是这一策略。
黄祖洽负责从加强型原子弹方向入手，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原子弹做成特大的。彭桓武对于这个方向比较有把握，曾说如果那两个都不行，黄祖洽这个也可以顶上去。
但探索的结果是，要想威力上去，重量就得上去；且“聚变比”（聚变反应的能量在整个核反应中所占的比率）不能随着威力的增加而增加。结论是：这条途径与“1100”这一目标相差甚远。
最终，是于敏“临门一脚”，氢弹突破柳暗花明。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1982年，“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完成人是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
九院后来还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氢弹“发明权”的风波。在原子能所轻核理论小组时，一位姓沈的年轻人是兼职保密员，也参加研究工作。刘恭梁回忆，那时于敏与何祚庥总是不停地讨论，总有点子，这位年轻人在一旁听着，也琢磨一些想法。后来，这位沈姓年轻人随着轻核理论组去了九院，氢弹突破后，他坚持认为氢弹的成功应有他的一份功劳。
80年代，时任九院院长邓稼先曾到何祚庥家，了解轻核理论组期间这位年轻人在氢弹预研中的参与情况，何祚庥认为他并未参与实质性工作。
黄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左右，九院再次调查此事，找到黄祖洽。黄祖洽回应说，他承认这个年轻人是提出了一些想法，但这只是一些朴素的想法，而验证这些想法需要很深的物理和数学功底，非他的水平所能企及。黄祖洽还说：“不管你提的有没有道理，你争就没有道理了，搞我们这个东西你想争什么呢？”
“老黄”
氢弹突破时，“文革”已经到来。1969年末，黄祖洽全家下放河南五七干校。
那年暑假后，黄祖洽的大女儿黄萌升入初三，班里的同学一个个跟着家里人走了，人越来越少。入冬后没多久，母亲郑重告诉她：“我们要去河南五七干校了，今后是否能回来就不一定了。”她觉得，这好像是她预料之中的事。
黄祖洽一家住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下地韩村一个农户的厨房，狗和猪随时都会进来。黄祖洽被分配去养猪，平时喂猪和打扫猪圈，也做种庄稼的农活。他的专业有些荒疏了，但身体反而好了起来。
世事多变。1972年春节后，黄祖洽几经折腾返回了九院。新分来九院不久的大学生曾先才第一次见到了他。
老九所人除称呼彭桓武为“彭公”外，称其余领导均为“老邓”（邓稼先）、两个“老周”（周光召和周毓麟）、老黄（黄祖洽）、老于（于敏）、老何（何桂莲）……这堪称老九所文化。“老黄”其名，曾先才早已如雷贯耳。他听老同志们说，老黄学问了得，融会贯通，非等闲之辈，不过说话尖刻，不留情面，让有些人“敬而生畏”，因此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发配去干校了。
曾先才所在的“102组”承担着东风系列核武器次级理论设计任务，接连几年，几乎年年做热核试验，年年要提交理论方案。每隔一段时间，所业务领导就要来组里听取汇报，拍板定案。
黄祖洽从干校回来后首次来听取汇报，曾先才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老黄中等个子，大脑门，略微秃顶，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皮肤黝黑，略带红润，脸带笑容，与老同志一一握手。曾先才觉得，此时的他与其说像个大学者，倒不如说已有几分像农夫。
后来接触多了，曾先才逐渐发现，老黄并非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尖酸刻薄，令人生畏。许多老九所人也都觉得与他共事或向他请教时，他都能平等待人，认真指教，而且还很有幽默感，有时话语一出，令人捧腹。
有一阵曾先才在读黄祖洽翻译的《中子输运理论》一书，边读边做习题，有一道题他百思不得其解，向几位高手请教后还是不甚了了，于是去请教老黄。没想到，老黄只寥寥几句就让他茅塞顿开，尽释疑义。曾先才听周毓麟说起，老黄从干校回来后，说自己的脑子生锈了，把高等数学的习题又重做了一遍，“他就是有这股劲儿”。
但老黄的棱角，曾先才也很快见识了。
改革开放后，黄祖洽第一次申请到国外参加国际核参数会议。申请报告递交后，直到会议结束，依然杳无音信。某天一位高官找他谈话，开口就说：“不要着急，关于你出国开会的事情，我们正在研究。”老黄气不打一处来，不客气地说：“你给我打什么官腔？这个会上月的今天就已经开了！如果连1和2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是不能容忍的！”
对有的业务不通又不用功的下属或学生，老黄同样说话不留情面。有时在学术讨论中，他会微笑着反问：连这个你也不懂？是否要我给你讲讲初等数学的问题？
197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活动，并进行学部委员增补。这是自有学部以来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部委员。1980年11月各学部对推荐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产生出得票过半数的学部委员283人，其中数理部51人。九院理论部“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学家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以及当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何祚庥等均当选为数理部学部委员。
1980年5月，九所领导班子大换班，黄祖洽调离九所。
曾先才回忆，自己深为老黄的调离感到惋惜。他说，老黄研制两弹功勋卓著，却与“两弹一星”元勋失之交臂，许多老九所人都感到遗憾，老周（周光召）和老于在谈及此事时都曾亲口对他说过：有些亏待老黄。
谈及对黄祖洽的评价，何祚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还是一个‘书呆子’，书生气十足。虽然他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都很清楚，但整个的兴趣还是搞科学，而不是玩政治的人。”
“上善若水”
1980年5月1日，黄祖洽从九所调任到北师大，在刚成立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长。由于他的到来，北师大理论物理学科于1981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理论物理学博士点。
冯世平1984年3月成为黄祖洽的第二位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师大物理系工作，如今是北师大物理系教授。他感到自己特别幸运，近30年都是在黄祖洽的指导下工作。
他说，即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段时期基础研究的大环境不是很好，黄祖洽仍尽最大努力创造出一个相对好的学术环境。对于学术，他一丁点错误都不能容忍，眼睛里不能揉任何沙子。
读博时，冯世平和另一位研究生吕燕南一起，每周至少两次去黄祖洽位于塔院5号楼的家。黄家三间屋子，有一间大一点的既是黄祖洽的书房，也是他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他们下午两点左右到达，黄祖洽分别一对一地指导。早些时候彭桓武也会来参与讨论。到六点多，就留在黄祖洽家吃晚饭，吃饭时还在讨论。
彭桓武、黄祖洽时常与学生一起出游，二老或一起背诗，或彼此联诗。冯世平觉得，两位大师都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身许国和忧国忧民。2007年，彭桓武去世，黄祖洽为他赋诗一首，其中写道：上善若水，首功不居。
黄祖洽刚来时，只指导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9年，北师大批准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可以招本科生，从此黄祖洽就给大一新生上基础课，开《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
一学期15讲，140人的教室总是满满当当。他在第一讲中说，对于希望了解物理学的青年来说，重要的不是知道许多描写现代物理学前沿问题细节的高等数学公式，而是了解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已经从物理学上解答了多少，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继续努力？也就是说，当你们面临物理学这一大片原野时，尽早鸟瞰一下这片原野开垦的大致情况和前沿在哪里，还是很有必要的。
冯世平说，黄祖洽总在琢磨如何把这个课讲好。有时候他在全国各地听完学术报告，会发电子邮件要来报告人的讲稿，把其中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融入到课件的PPT中。有什么计算机操作上的问题，他就请研究生过来协助。
2001年桑海波在北师大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所任教，一边攻读在职博士，一边作为黄祖洽的助手，担任《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的助教。她说，一百多位学生的作业和论文，黄祖洽都非常认真仔细地批改，一个符号错误或者错别字也不放过。
马宇翰2011年秋季进入北师大物理系，作为大一新生上了黄祖洽的《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他觉得，“黄爷爷”的讲课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立体起来。近代物理的两大基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就是近100年才兴起的新学科，它们从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刚好是黄祖洽成长的时代。有时黄祖洽会讲起和杨振宁、李政道等一起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大家觉得他就像一本活的历史。
2000年、2002年，黄祖洽获北师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本科教学十佳教师”，这是一个由学生投票评选出来的奖项。黄祖洽对这个奖看得很重，当选后十分开心，曾与冯世平说过多次。
2003年朱邦芬担任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组织了“与大师面对面”系列讲座，请黄祖洽来做讲座。
黄祖洽在讲座中谈到，西南联大和清华的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不算多也不算深，但鼓励一些优秀学生课余自学，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受益匪浅。王竹溪教授鼓励他自学法语，教了他一些发音规则，借给他一本语法书，一个暑假后，他就能读法语的学术原著了。
每到清华校庆，朱邦芬经常碰到胸前挂着校友红布条的黄祖洽在校园里溜达，或与师友二三，或独自一人。黄祖洽很推崇曾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认为他对清华物理、清华理科以至中国科学技术都有重大贡献，常语重心长地对朱邦芬说，要多学习叶企孙先生办老清华物理系的方法和精神。朱邦芬说，自己感觉黄祖洽和另一位“黄先生”、同出于西南联大的物理学家黄昆有许多共同之处：为人低调，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年轻时对人要求极严而“文革”后宽容了许多。
朱邦芬曾问黄祖洽，为什么1980年时选择北师大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母校清华，黄祖洽恳切地说，清华条件比较好，而他去北师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朱邦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各种原因，黄祖洽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元勋奖章，许多人为他鸣不平。对于“两弹一星”这样的汇集体之大成的巨大科技攻关项目，评出23位元勋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不可能绝对公平，只能把23人理解为这个英雄群体的代表人物。
2014年6月26日，黄祖洽住进北京301医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一天夜里他发烧神志恍惚，不停地喊着：“爆炸啦，大家快跑！”病床前的护工忍不住问他：“你怎么不跑啊？”他说：“我没关系，我就待在这里，大家快跑！”
2014年9月7日，90岁的黄祖洽去世。2019年6月，他的塑像在北师大物理楼前落成。
1999年北师大科技楼落成后，黄祖洽的办公室从北师大南院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搬到了这里。冯世平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他记得，那时黄祖洽每天早八点来办公室，晚六点下班，除了外出开会等活动，一周七天，每天如此。如今，613办公室门口依然挂着“黄祖洽”的名牌。

康普顿非常赞赏吴有训的才干，晚年曾向孙销高杨振宁说：吴有训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吴有训所作的15种物质散射曲线，这则尺张图一直被各种著作和教科书斗或引用，成了康普顿效应最有力的实验证据之一。
吴有训毕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
吴有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科学研究的组织者。
吴有训在科学事业领导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择善而从，赢得了同事们的敬爱。他有魄力，有远见，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
吴有训身材高大，形象威严，让人望而生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