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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易经协会会长是谁
瑜文女士,江苏人氏,大专毕业,从事IT行业20多年,并为国家科技作过杰出贡献，同时把精研易学、佛学、道学当成自己的一大喜好和追求，是国内罕见的受过高等教中启逗育的且技术精湛的易经研究专家。现任中华国际易学研究会副秘书卖卖长。中国国际易经协会顾问兼上海分会会长。
瑜文女士同时广泛吸收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人文等方面的知识，并认为：易经学本身就是我国千百年来多少学者潜心研究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精髓，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旁改测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后人继续研究及发扬光大的一门学科。只有把它融入现代社会，才能正直继承祖先的传统文化，为振兴我中华多民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多年来，为了更好的掌握了丰富的易学知识，愿与天下易友能德业共进！学“易”致用！瑜文女士特别注重各种实践与检验，其扎实的治学态度和厚重的为人品格，深受众多企业家学员的高度认同和赞誉。
当代公认的十大国学大师是谁
"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那你知道我国当代的国学大师有哪些？以下是我整理的当代十大国学大师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目录
当代十大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评判标准
"国学大师"名称
NO.1 王国维
上榜理由：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考古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且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 随笔 》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
NO.2 梁启超
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清代学术概论》、 《佛学研究十八篇》 ，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
NO.3 章太炎
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 《国学讲演录》》 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
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此桐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据曹聚仁统计(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
NO.5 黄侃
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 名言 ：“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 《文心雕龙札记》 ，《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 《黄季刚先生遗书》 ，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
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
NO.6 刘师培
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启渗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
NO.7 王力
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悄扒脊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 方法 做了初步探讨。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 句子 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的 《中国现代语法》 (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 《中国语法纲要》 (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诗词格律概要》 ，《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 《龙虫并雕斋诗集》 ，《汉语诗律学》， 《诗词格律十讲》 ，《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
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 散文 家，东方 文化 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论文集)1957，人民 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NO.9 徐复
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 《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 等。
NO.10 钱钟书
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 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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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
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 文章 "者流。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 爱好 ，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
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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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
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 百科 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
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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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
图书馆学相关资料: 图片
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是研究图书馆的发生发展、组织管理，以及图书馆工作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总结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实践经验，建立科学的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高图书馆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图书馆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现代图书馆学融入了多种属性的科学内容。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类对信息、文献交流的需要日益增强，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应用的前景将更加广阔。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人们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独立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由于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图书馆学自立于近代科学之林以前，历史上已有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为图书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古代至中世纪 无论中外，图书馆学的知识都是在文献整理，尤其是在文献编目的基础上首先积累起来的。
前述古巴比伦王国的寺庙废墟附近所收藏的大批泥板文献是按主题排列的，亚述巴尼拔皇宫图书馆的泥板文献上也刻有主题的标记，其目录被刻在收藏室的门旁和墙壁纤运上。这可视为是在一种明确思想指导下的文献编目的起源。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第三任馆长卡利马科斯，编成了该馆的名为《皮纳克斯》的解题目录，这说明当时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著录方法。公元529年，圣·本尼狄克特在罗马附近建立修道院并为其制定法规时，把读书当成使人信教修行的一种手段。同时代的卡西奥多鲁斯在自撰的《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指南》中编了一份解题书目，这份目录在后来若干世纪一直被作为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标准，他是第一个强调世俗文献对基督教的重要性的人。中世纪后期，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撰写的著作。英国著名藏书家伯里1344年完稿的《爱书》，企图扭转当时僧院学术衰退的局面，从多方面提出建设图书馆的建议。15世纪意大利藏书家费德里锋蔽戈对图书馆馆长应具备的各方面素质也发表了精辟的意见。
欧洲文艺复兴至18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崇敬的心情，广泛搜集图书和歌颂图书馆的价值。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的波特拉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当西方历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之际，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结束了零星的不系统的状况，为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是西方图书馆学孕育时期的重要阶段，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诺德、英国的杜里和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人。诺德于1627年撰写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一书，被誉为第一部具有理论意义的毁基梁图书馆学著作，他的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图书馆不应该专为特权阶级服务，必须向一切研究人员开放。他设想了一个完美的科学研究图书馆的雏形，其中的某些论点，至今尚富有启迪意义。曾任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的杜里，1650年撰著的《新式图书馆的管理者》一书，揭示了图书馆在读者与藏书之间所起的“中间人”的作用。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是近代图书馆学的先驱，在他的大量建议中包含着许许多多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其精辟和深刻为后世所称赞。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概述 中国古代不仅创造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图书馆管理制度，也相应地出现了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思想。
据考古发现，殷墟甲骨的入藏、排列都有一定的次序和方法。《周礼》一书记载有周人分官守书的情况。春秋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给《易经》一书和《尚书》、《诗经》中的各篇做了必要的说明，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大序和小序，它们为编目工作中提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编目工作，建立了中国封建时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基本模式。《七略》作为一部系统目录，开创了一个典籍以六经为首，诸子以儒家为尊的分类体系。自汉“六分”，晋“四部”，几经变化，到了唐代确定为“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世图书分类体系的主流。从隋唐开始，关于藏书聚散的情况和原因已经引起关注。隋秘书监牛弘撰写《请开献书之路表》，此后，“开献书之路”成为 *** 图书馆从民间征集图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该表还第一次总结了春秋以来图书馆史上的“五厄”及其发生的原因。
宋代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一大批学者开展了这方面的学术活动。南宋的程俱、郑樵和金代的孔天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程俱在南宋首任秘书少监时，将北宋时期国家图书馆的沿革、职能、人员，藏书的征集、整理、典藏和利用等基本工作，总结成《麟台故事》一书，进呈朝廷。这是现存最早的有关国家图书馆事业的资料。郑樵在其《通志》的《艺文略》、《校雠略》和《图谱略》等几部分中系统地提出了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流通利用为目的的思想。他还根据前人和自己的经验，提出搜集图书的八种方法。金代的孔天监，在其《藏书记》中记述了建立公共藏书楼的创举，反映了公开藏书的思想。图书馆学的产生、确立和发展图书馆学的产生和确立时期 作为一门近代科学的图书馆学产生于19世纪初，确立于19世纪80年代。
1807年，德国的施雷廷格提出了“图书馆学”这个专门名词；1808～1829年，他出版了《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在图书馆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探讨了图书馆目录的编制原理。他还非常重视对图书馆员进行专门教育，认为图书馆管理是一门专门的、独特的学科。此后，围绕着这门近代新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持续不断，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艾伯特、丹麦的莫尔贝希、英国的帕尼齐和爱德华兹等。帕尼齐曾任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藏书建设、经费筹措、人员待遇、馆舍建筑、目录组织和阅览服务等方面部进行了改革。他与同事制订的91条著录规则，即《不列颠博物院图书编目条例》于1841年出版，长期以来成为欧美一些国家图书馆的编目规范。爱德华兹1859年出版《图书馆回顾》一书，叙述了中世纪以前和19世纪各国图书馆概况，讨论了各项业务工作的组织管理问题。该书不仅对19世纪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图书馆人员的修养起到了广泛的指导作用，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今的西方图书馆界。1886年，齐亚茨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开设了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学课程，次年美国杜威创设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这些都标志着图书馆学这门科学正式地得到教育界、科学界的承认，从而真正确立起来。
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 19世纪下半叶，图书馆学在美国得到巨大发展，涌现出一批卓越的图书馆学家，卡特和杜威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杜威是图书馆事业的组织者、图书馆学教育家和理论家。他编制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热心倡导图书馆用品设备标准化、在版编目、流动书车以及储存图书馆等等，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20世纪20～30年代，是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1931年，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出版《图书馆学五定律》，探讨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1933年他出版的《冒号分类法》，与其说是分类法上的技术成就，不如说是一项分类理论上的卓越建树。在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各国的图书馆学学术组织和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876年成立，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相应地建立了图书馆学学术团体。
20世纪以来，国际文献联合会、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等国际性的组织，对图书馆学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初具规模，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也加强了理论研究的队伍。正当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和更加深入的时候，与图书馆学极为密切的文献学和情报学发展起来了。但文献学和情报学的范围，至今尚不十分稳定，它们与图书馆学的内容多有交叉，各种概念互相渗透，这就意味着图书馆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与文献学、情报学携手共进的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也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图书馆学传统内容相结合，使中国图书馆学开始向近代新领域过渡。辛亥革命以后，一批图书馆学者的理论论著与实践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次年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方面，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图书科(后改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25年上海中国国民大学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47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成立了图书馆学专科。
这些都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西方图书馆学关于图书分类编目的技术知识，也在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中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图书分类法专著。1917年胡庆生和沈祖荣编制出版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20世纪5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以1956年在南京举行的首次图书馆学讨论会为开端，掀起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学术界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图书馆事业组织原理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开始引入中国，那么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相当的规模；中西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格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近二百年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
1808年，施雷廷格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藏书的整理，其内容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当时，图书馆主要业务工作是整理图书，他的学术观点自然离不开对自身工作经验的理论概括。这种以图书馆技术操作、工作方法为研究核心的观点，后来有了新的发展，艾伯特、莫尔贝希、爱德华兹等对藏书建设、分类编目、典藏保护和读者服务等在理论与方法上都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总结，并用图书馆管理的概念加以涵盖。以图书馆管理为研究对象的集大成者是杜威。他于1887年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 其教学体系的核心是探求图书馆管理的“实际的效用和经营”。他的这一观点受到普遍重视，并具有广泛的影响。进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巴特勒和后来的谢拉等人，认为图书馆的管理和技术方法问题，不应成为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应研究其理论基础和科学原理以建立图书馆哲学，从而揭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20世纪80年代，人们又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科学的揭示，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情报交流”、“文献交流”和“知识交流”。
情报和知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它们借助于文献得以广泛传播；作为交流工具的文献，其内容蕴藏着情报和知识，图书馆利用文献为社会服务，实际上也就是进行着广泛的情报交流和知识交流。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以其主体理论为基础构架，将各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与主体部分相互联结，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助于加强图书馆理论整体功能的学科系统。图书馆学的体系和分支学科当代图书馆学的主体部分是由理论图书馆学、实用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组成的，这三大门类下又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学科。理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学一般原理的学科，它为整个图书馆学提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描述整个图书馆发展的概貌，对图书馆学的其他组成部分和相关部分起着指导作用。理论图书馆学是一个不断深化的领域，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成果看，它又有以下几个分支学科。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探索图书馆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内容，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体系和结构，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与相关科学，图书馆学方法论以及图书馆的性质、社会职能和作用，图书馆与社会进步等内容。图书馆建设研究 包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经验教训、组织原理、体制及图书馆网的类型和建立原则、图书馆立法、图书馆员培养、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组织工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研究等等。宏观图书馆学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进行宏观探索、逐渐形成的分支学科。
它研究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与文献信息系统的关系以及图书馆事业中的同族关系(包括图书馆之间的关系)等等。比较图书馆学是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国别、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问题进行的研究。通过比较，确定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分析原因，作出解释，并从中得出能够揭示客观规律的结论。实用图书馆学是在理论图书馆学所提供的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图书馆具体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而形成的一大门类，包括图书馆工作规律、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现代化等实际工作领域。图书馆管理学是图书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图书馆管理活动及其客观规律，包括图书馆管理的原则、功能、方法，各项工作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图书馆领导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工作组织、工作计划、岗位职责、工作定额、工作统计、建筑设备、效益评估等等。馆藏建设和文献资源建设研究 研究图书馆对文献的收集和贮存等方面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多将藏书建设等同于藏书补充；70年代，研究范围扩大到从藏书补充到藏书组织的整个过程；80年代，人们对文献资源的审视角度放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藏书建设的研究扩展到研究文献资源建设。馆藏建设和文献资源建设研究这一分支学科，主要探讨为符合图书馆任务和读者要求，系统地建立、发展、规划、组织馆藏体系以及文献保存、保护的理论与方法，进而研究系统、地区、全国文献资源的布局和文献资源的共享等。
文献分类与主题标引研究 文献分类是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对文献分类的原理、规律和科学方法以及分类表编制的研究有悠久历史并逐渐发展成为图书馆学中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主题法是文献标引和检索方法适应现代文献发展而产生的主题检索语言，主题标引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字顺检索语言的原理以及主题词表的编制和利用方法等。70年代末，中国学者从情报检索角度对分类法和主题法以及代码检索语言、自然检索语言等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探索它们影响情报检索效率的规律和提高检索效率的途径，并以此建立情报语言学这一新的分支学科。文献编目学 是研究文献著录和目录组织工作的规律和方法的实用学科。由于文献编目是图书馆进行文献整理的一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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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 贵州大学好考吗
贵州大学在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虽然校名几经更迭，校址几度变迁，历经沧桑，但百年传承，薪火相继，始终坚持以兴学育人为根本，以立足贵州、服务地方为己任，学校由小到大，由弱渐强，形成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凝炼了“明桥友德至善，博学笃行”的校训，以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培养和孕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特别是贵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编辑本段]【百年学府】
初办大学堂
贵州大学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贵州大学堂”。上溯106年，让时光停留在公元1902年，亦即清光绪二十八年。
这年七月，一道从贵州府上呈的奏章摆在清廷光绪皇帝案前。贵州巡抚邓华熙在奏章中正式奏请设立贵州大学堂，拟以贵山书院为校址(今省府路贵山饭店左对面)，筹款修葺，扩充学舍，并拟定办学野友章程。此时正值清政府举办新政，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于是邓华熙的奏请很快就被获准。同年八月，“贵州大学堂”正式成立。邓华熙任命候补道尹嘉诏为监督，聘请周恭寿、廖杭等为教习。大学堂设备斋和正斋，备斋两年毕业，正斋四年毕业，以“实事求是，造就通才，兴学育人”为办学宗旨，由各府州县选送有科举功名的高材生入学，共招生120名。 1905年（光绪31年）前后，分两批派出20名学生赴日留学，由贵州大学堂教习（教师）周恭寿带队。这批赴日留学生中的尹笃生、周步瑛 、王佩芬等人回国后积极推进新学，并在贵州大学堂任教，成为了贵州大学早期办学的骨干力量。
“贵州大学堂”，作为我国早期创办的大学之一，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高等学府。“贵州大学堂”成立两年后，多次改名。1911年12月，贵州新巡防军的部队进驻矿业中学堂，强令学生提前毕业，1912年5月，矿中被迫停办，学生转入贵州省立农林学校(1916年改称贵阳甲种农业学校)。
重建获新生
1926年6月，周西成主持黔政，任命贵州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周恭寿为省教育厅厅长。周恭寿按“黔之振兴，教育为大”的一贯思想，建议尽快设立贵州大学。周西成接受周恭寿的建议，决定将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省立第二中学、贵阳甲种农业学校停办，以省立二中(今贵阳一中)为校址，于1928年3月成立贵州大学，周恭寿兼任校长。设经济、医学、土木工程、矿业专科和文、理两个预科。
正当贵州大学处于良好发展态势时，黔省政局发生剧变。1929年5月，周西成在军阀混战中战死，省城秩序顿时大乱，周恭寿去校长职，学生纷纷回家，贵州大学一度停办。1940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审议，行政院通过，决定先设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选定贵筑县花溪镇为院址(今贵大南校区)。农工学院农科设农林、农业化学、农业经济颂消槐3系，工科设土木、矿冶、机电3系，并附设1先修班。10月，教育部聘任的院长李书田到校任职。
国立贵州大学
1942年5月，行政院决议成立国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院归并国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大学于农工学院外增设文理、法商两学院。文理学院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历史社会、数理和化学5系；法商学院设政治经济、法律2系。同年5月22日，行政院任命张廷休为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学校制定了“坚毅笃实”四字校训。至1948年6月，全校4个学院，16个系、1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
在国立贵州大学成立之前，不得不提一所学校——大夏大学。大夏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民国18年(1929)春，学生已超过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自出白银6、7万两，贷款三十多万元，1930年建成占地三百余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婉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抗日战争开始，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后来第二联合大学恢复校名为大夏大学，并在花溪买下2000多亩田地作为校址。
在筹办国立贵州大学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打算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但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结果大夏大学离开贵阳花溪，远走赤水，成不了贵州大学的一部分。这也是国立贵州大学在国字号的高校中，名气比不上国立中山大学之流的缘故。
抗日战争后期，当日军侵占独山时，贵大奉命迁往重庆，当全体师生到达遵义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贵大师生于是返回花溪复课。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奖在上海接收的“敌伪”图书分发到各所高校，贵大获得四万多册。
解放后命运曲折
贵阳解放后，1950年10月，按教育部规定，国立贵州大学改称贵州大学。一年后，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贵州大学”校名。1953年4月，政务院任命赵凤歧为贵州大学校长。不久，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贵州大学除农艺系在原址独立为贵州农学院外，其余院系被调整到贵阳师范学院、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校。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了不少省、区院系调整所产生的影响后，当即指示：每一个省，都应有一所综合大学，已调整掉的应予恢复。根据主席的指示，7月3日，省委决定在贵阳师范学院恢复重建贵州大学。设中文、外语(英语、俄语专业)、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8个系9个专业，8月正式招收新生721人。9月，省人民委员会任命原省教育厅厅长田君亮为贵州大学校长。贵州农学院独立设置 。
贵大恢复重建后，与贵阳师院分校。1959年，贵州民族学院并入贵州大学（1974年分离）。一个月后，贵州大学迁入花溪区新校址(现贵大北校区)。此时，全校共有教职工333人，全日制在校生1477人。
1997年，贵州农学院、贵州艺专、贵州农干院等并入贵州大学。
2004年8月，在原贵州大学、贵州工业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贵州大学。同年，教育部与贵州省政府共同建设贵州大学。
2005年9月8日，贵州大学经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三部门批准，与中国政法大学等11所高校进入211大学建设行列，贵州大学终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注解：
贵州农学院--1997年并入,但农学院系国立贵州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老贵大(指建国前的国立贵州大学)余留下来的血脉农学系成立的,也就是说，在1953--1958年间，贵州大学的血脉依在，贵大的历史并没有断代。
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1997年并入,系原贵州大学60年代的艺术系分离出去建立的艺术高等专科学校。所以,贵州大学1997年的合并只不过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又重新抱在一起,是她失散多年的儿女回归贵大大家庭的怀抱.
1953年院系调整背景为我国各行建设学习苏联模式,在高等教育上也不例外,仿照苏联实行专业类学科建设专业性大学,按艺术,财经,政法及工科分类,忽视综合性大学建设.所以,国立贵州大学原属国家重点大学的现状,由于国家对贵州战略的忽视,将贵大法律系与其他如重大、川大法律系等合并组建西南政法学院。工科等当时有丁道衡等大师的地质、矿冶等强势专业并入重大，农学类并入西南农大，部分专业并入云南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具体调整为：外文系调入四川大学、工学院各系调入云南大学、地质系调入重庆大学、法学系调入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经济系调入西南财经学院，现今211的西南财经大学、中文、历史系并入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这是贵州大学重建工科实力大损的原因，这样的伤口虽但没有国家的重点支持，且长久的教育冷落愈合谈何容易）
1953年院系调整后的贵州大学，只保留原来农学系，在此基础上，在原来国立贵州大学的校址（今贵州大学花溪南校区）建立贵州农学院，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每个省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是十分必要的，为此，贵州省成立了恢复重建贵州大学委员会，在花溪朝阳村（今贵州大学北校区）建立了贵州大学，直到1997年合并，南北区兄弟才走到一起。
试想想，一个已经建设好的大学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建设和沉淀，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大师的流失，行业地位的降低是无法弥补的，加上贵州的省情和国家这么多年的冷落，贵大复兴何易？
所以，老贵大（指2004年8月前）历史沿革下来，工科建设相对薄弱，进入211工科实力相对欠缺，为贵州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千万贵州儿女的更好地，更公平地享受到更好的高等教育，为了更好地支持，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取得国家的大力支持尤其重要，贵州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整合贵州高等教育的举措，2004年8月，在原贵州大学、贵州工业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贵州大学。同年，教育部与贵州省政府共同建设贵州大学。因此，新贵大的成立，进入211，是她的所有组成，包括原贵工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新贵州大学的明天需要所有的贵大人的努力。
[编辑本段]【办学规模】
学校现有普通本科教育21个学院(人文学院 外国语学院 法学院 艺术学院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理学院 农学院 林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冶金工程学院 矿业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1个继续教育学院、两个独立学院（明德学院 科技学院），还有一个人民武装学院，一共25个学院。3个公共教学部。现有全日制在校生32152人，其中普通本科生25053人，研究生4360人（博士生123人），外国留学生52人。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15万余名各类人才。
[编辑本段]【学科专业】
学校现有农药学国家级重点学科，24个省级重点学科; 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植物保护)和3个国家重大项目博士后工作站，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3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及6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是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培养单位。
学校现有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112个，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等11大学科门类，专业总体布局与结构合理。建设了38个优势特色专业，贵州省示范性专业17个。其中，教育部批准的国家级特色专业6个，第一批：采矿工程、植物保护；第二批：林学、农林经济管理、材料科学与工程；第三批：汉语言文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贵州大学《液气压传动与控制》被批准为2008年度国家级精品课程，贵州大学《比较文学》被评为2008年度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贵州大学昆虫研究所教学团队荣获教育部2008年国家级教学团队，贵州大学被批准为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学校。
[编辑本段]【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2372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241人，硕士学位的教师 1001人。师资队伍中教授299人、副教授714人。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兼聘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7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4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科技人才4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8人，享受国务院和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12人，贵州省首批核心专家6人，省管专家60人，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50人；全国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人、优秀教师、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33人，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9人。
[编辑本段]【办学条件】
现有花溪南、北校区和蔡家关等3个主校区，占地总面积2，824，859.5平方米（4237.3亩）校舍总建筑面积99.88万平方米，其中教学行政用房面积574.100平方米。学校现有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教学与科研实验室146个，校内外实习基地207个，教学试验场1170亩，800元以上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价值30，138.8万元，拥有一批性能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各类教学实验室配套完善，能较好的满足各类教学实验的需求。贵州大学图书馆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成员馆，现馆藏图书381.31万册，电子图书160.34万册，中外文电子文献数据库18个，馆藏量为贵州省各类图书馆之首,贵州大学日文文献馆馆藏规模名列全国高校前三名,贵州大学图书馆是贵州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的核心建设单位和运行维护单位。我校是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贵州省主节点、贵阳市教育城域网中心，建立了覆盖全校9个校区的校园网，校园网光纤线路长达821对芯公里，网络出口宽带达到700兆，网络性能优良，形成了完善的校园网管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网络教学平台及教学资源中心、综合教务系统等多个应用系统在本科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室内外体育场馆面积21.02万平方米，其中标准运动场5个，建有省内一流的多功能体育馆——贵州大学体育中心一座（12，970平方米）。贵州大学体育中心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15.87台、多媒体教室座位数52.73个、语音室座位数9.87个。
[编辑本段]【科学研究】
学校现有省级以上科研机构32个，其中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心）， 2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中心），4个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十五”以来，学校共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207项，其中，国家“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188项，省部级课题1019项；获省部级三等奖以上180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授权70项，出版学术专著212部，发表学术论文9673篇，其中被SCI、EI、ISTP收录595篇。2006年获全国高校科技创新先进单位称号。学校坚持以科技服务社会，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优势，通过理论研究、政策建议、项目咨询等形式，积极为地方重大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学校积极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学校公开出版《贵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艺术版）、《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和《山地农业生物学报》等学术期刊。贵州大学出版社是目前贵州省唯一的高校出版社。
[编辑本段]【教学改革与建设】
学校始终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学校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素质教育创新实验区”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近年来，学校先后承担教改立项247项，其中国家级19项、省级87项；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30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13项；开展了品牌特色专业和重点课程建设，有省级精品课程25门，校级重点课程101门；主编教材123部，获省级奖6部，入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7部。教务处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称号。
[编辑本段]【国际交流合作】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我校被设立为十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之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活跃，办学空间不断拓展，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亚太大学联盟组织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三年来，学校共派出300 多人次到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参加学术交流、进修和短期学术访问；共接待包括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及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拳联主席吴经国，香港特首曾荫权等700 多人次来校参观访问；先后邀请了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lglitz），澳大利亚皇家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教授里奥纳多•林朵伊（Lenoard F..Lindoy）博士等在内的200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学。
2008年4月26日，教育部“第六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会议”暨教育部援外基地授牌仪式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章新胜副部长为贵州大学等10个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授牌。基地将配合教育部教育援外任务，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开展工作，承担来华、出国培训项目，选派援外教师、建立援外教师人才库以及商务部等其他部委委托的援外项目。
[编辑本段]【精神文明建设】
学校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设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努力创建良好整洁的校园文明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陶冶学生的高尚情操。近年来，学校先后荣获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先进工会组织”、“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等荣誉称号。1998年以来连年被评为全国、全省“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集体。2008年在贵州省高校首届“优美校园”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编辑本段]【现任领导】
省委常委、党委书记：
龙超云
常务副书记： 赵明仁
党委副书记： 陈叔平 任钢建 郑元宁 冯晓宪
纪委书记： 杨伟民
校 长：
陈叔平
常务副校长： 封孝伦
副校长： 章迪诚 高克新 金道超 吴次南 宋宝安 陶文亮
助理巡视员： 谢田凯 陈加法
“明德至善，博学笃行”为贵州大学校训。“明德至善”，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大学的根本宗旨，首先在于透彻地了解和彰显内在人性固有的道德光明，然后必须转向社会民间作自立立人，即亲近人民并竭尽全力为之服务，最后则要通过个人修身与社会实践，使社会和人都臻于和诣圆满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
“博学笃行”乃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治学的根本方法，出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思是必须广博地学习，审慎地询问，慎重地思索，明晰地辨析，笃实地履行，才能真正达到理想的学问境界和人生境界。前四句“学问思辨”，乃是致知的渐进升华过程；后一句“笃学之”，则指踏实的实践功夫。 只有通过知与行两个方面的不懈努力，才能在人生境界与学问知识上真正有所成就。歌词举二而涵盖五，当视为“学问思辩行”的全面概括。
“大地贮潜龙”，“潜龙”典出《易经.乾》：“潜龙勿用”，意谓尚在黔省最高学府就学的莘莘学子，虽如潜龙一般专心向学， 有着无以限量的光明前途，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对祖国对人民作出巨大的贡献。如果说“潜龙”取意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么“大地”则既指黔中大地，又暗喻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全句大意是：黔中大地的贵州大学，为国家民族培养储备了无数的有用人才，他们像“潜龙”一样，既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又有“厚德载物”的品质，必将在不远的将来，为国家民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三段“明道济世，见贤思齐，报国为民志气同”。《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肖而内自省也。” 意思是青年学子进德修业，要担当道义，热爱祖国，胸怀天下，救助社会，服务人群，在报国为民的共同理想感召下，同心同德，志存高远。在学习过程中，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便要想着向他们看齐；看到缺点比自己多的人，便要时刻注意反省。全句大意是：要勇于追求人生的真谛，发扬光大真理（道）,要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
最后一段“眺望万千学子，江山处处旭日方东”。意思是登上黔中大地高高耸立的山脉，极目远眺，万千群山逶迤绵延，有似群龙飞舞，宛如无数莘莘学子立地倚天，汇成天地般的磅礴气势，共同奔向无限美好的未来。而一轮红日亦在此时从东方冉冉升起，照耀着祖国山河大地，无论人与自然，都显得更加朝气蓬勃，更加美丽娇娆。
[编辑本段]【贵大标识】
贵州大学标识
标识说明：
1.标识将贵州大学的简称“贵大”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体现了现代感、融合感和贵大的特色；
2.“贵大”两个字运用了篆书的表现形式，体现了贵州大学的历史积淀；
3.标志包含的专用字体、英文以及“1902”的数字传递了贵州大学信息；
4.图形整体感强，醒目、易记。
[编辑本段]【贵大校训】
贵州大学校训
明德至善 博学笃行
贵州大学校训体现了百年贵大追求真理、崇尚完美并且强调博学和实干，为国家民族不遗余力的精神底蕴。它和60余年前国立贵州大学的创始人张廷休先生确立的国立贵州大学校训“坚毅笃实”有着清晰的传承关系，又结合了时代赋予当今贵州大学的新要求，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起点更高，目标更为远。和老校训相比，虽然只增加了四个字，但内涵更加深厚、对传统文化理解更丰富，可谓“和而不同”。
校训中的“明德至善”取自《大学》卷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意思是大学的根本宗旨，首先在于了解和彰显人性固有的内在道德光明，然后必须亲近人民并竭尽全力为之服务，最后则要通过个人修身与社会实践，使社会和人都臻于和谐圆满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这是做人、做学问的理想途径，也是中国文化人精神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博学笃行”见于《礼记?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儒家先贤做学问的方法论，它与“明德至善”珠联璧合：“明德至善”提出了终极目标，“博学笃行”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些至理名言两千多年来被推崇倍至，也为近现代中国高等学府所遵崇。所以，贵州大学的校训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新的理解和诠释。这是百年贵大宝贵的精神财富。
贵州大学将不辱校训，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一路凯歌行进。
[编辑本段]【通讯方式】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邮政编码：550025
电 话：0851-8292178
传 真：0851-3621956
Email：po@gzu.edu.cn
Addres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E-mail： po@gzu.edu.cn
Telephone：0851-8292178
常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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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世纪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创新发展思路，与时俱进，贵州大学制定了“十五”建设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力争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把贵州大学建成具有地区和自身特色,在西部地区达到同类大学的先进水平,对贵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教学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
该校在武书连《2006中国大学评价》编制的2006中国高校100强排名中名列第88位，其中农学排名全国第3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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